“宋金波：大自然在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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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波专栏作家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多年的病毒有变异，但也不是日新月异，这不符合它们的“根本利益”。 在许多情况下，人类的行为使新病原体的出现和对人类社会的“入侵”成为可能。 这些行为往往是“不走寻常路”“不守规矩”的。

将人与病原菌和病毒的关系修辞为“人与自然”的战争和“自然的惩罚”有可能招致某种意外的结果。 例如，对某些恶性疾病的普遍道德评价，甚至对患者的歧视。

重大流行病的暴发对人类来说是方方面面的试验。 它不仅考验着个人的免疫系统，而且考验着人类群体的文化、组织能力，甚至制度的健康。

即使在今天，人们也习惯将流行病视为“自然对人类的规则和惩罚”。 还有人认为它位于正式战争、人类与自然、战壕两岸。 这充其量是修辞。 人类不足以和自然打交道。

实际上，很多流行病的例子都是从“人类自身不遵守规则”开始的，最终变成了“病原体不遵守规则”。 “不遵守规则”，就必须承担可能的结果。 这里所说的“规则”，可以理解为自然常态，也可以理解为自然规律。

“不遵守规则”，为什么会引起流行病呢

2月7日，国际顶级学术杂志《柳叶刀》刊登了来自中国学者的评论。 “野味费用和-ncov”。 中国民间对食药同源哲学的执着，以及对野生动物具有医疗作用的想象，被认为自然界的病毒有可能感染人类。 ▼

自从有了人类，流行病数不胜数。 但是，可以将人类视为“战争”的流行病并不一定致死率最高。 不明确性本身会引起恐慌。 比如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因为“新”，对人类的免疫系统没有抵抗力，也缺乏特效药的抑制。 相比之下，死亡率高但人类熟知的传染病，如艾滋病，反而不会引起恐慌。

即使病毒有变异，也不会日新月异。 这不符合那些“根本的好处”。 在许多情况下，人类的行为使新病原体的出现和对人类社会的“入侵”成为可能。 这些行为往往是“不走寻常路”“不守规矩”的。

与野生动物世界缺乏距离感是最常见的一种。 笔者在网上看了很多次视频，去了一点省的旅行者，特别是孩子，在草地上追野兔、老鼠、旱獭。 据说也有人以“生态旅游”“与自然接触”为噱头。

这个行为可能是致命的。 人类生活在自然中，人类和野生动物不能完全分开，但人类和野生动物的距离也不能太近。 保持距离感和节制感，就像人类社会的礼仪和规则一样。

无论在野外作为“宠物”接触、捕获、狩猎、食用，都有可能导致致命传染病的爆发。 20世纪10年代中国东北的鼠疫暴发是因为鼠皮代替了感染鼠疫的貂皮。 不仅是野生动物，家猫也给人类带来了淋巴腺鼠疫等传染性疾病，到现在为止，已经通过家猫发现了至少15种传染性疾病。

比近距离接触更糟糕的是不当干预。 生态平衡的破坏直接或间接影响传染病的流行过程。 是一种被称为“恐怖露烈”的传染病，原本生活在热带雨林中的病原菌，与人类平安无事，由于人类过度开发热带雨林，改变了其习惯，从而反击了人类。

即使现在，也有人不认为非典和新型冠状病毒是由人类吃野味的习性引起的。 但是，目前的研究大多是在食用野味诉求建立的野生动物贸易链中，在狩猎、运输市场等一系列环节中，不同种类、本来没有生活环境关联的野生动物，被饲养在狭窄肮脏的空间中，病毒在物种间传播的风险增加，超级病毒

另一种由人类“不遵守规则”引起的流行病是疯牛病。 疯牛病的具体感染过程一般是用感染疯牛病病原体的肉和骨髓制成的饲料饲养牛，结果牛得疯牛病、吃感染疯牛病的牛肉及其制品、吃动物来源的原料、含有疯牛病病毒的化妆品等都会感染。

最初的科学家推测人类的HIV可能是从猴子、黑猩猩、猴子改变的，起因是1930年左右黑猩猩被屠杀。 但是，一位英国记者认为，艾滋病毒来源于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实验。 说到疯牛病、艾滋病、事故，一些流行病的例子是赤裸裸的玩火行为造成的人为灾害。

在sars刚刚得到抑制的2003年9月，由于不恰当的实验程序，西尼罗病毒样本和sars冠状病毒在实验室交叉感染，新加坡国立大学的27岁研究生感染了sars病毒。

自从人类认识到瘟疫的传染性以来，就没有打算将其作为“生化武器”应用于战争。 “细菌战”、“生化战”的影子一直存在，人类在实验室里细菌病毒的所作所为，成为许多恐怖电影的选题来源。

人类自身行为失范，也有可能为病原菌病毒提供便利。 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历史中，特定的免疫屏障早就形成了。 这些壁垒一般适应人类长期以来形成的“常态习性”。 例如，性行为的频率和方法，一旦这种常态被打破，就会给病原菌和病毒带来机会。 艾滋病对性滥交、吸毒者的威胁更大。

人类虽然真正认识到病毒是什么，但其实非常慢

19世纪中叶，人类开始明白病毒是生命，是自然的一部分。 根据《致命接触:全球大规模传染病秘传之旅》一书，在此之前，人们对传染病的病因有许多创造性的解释。 认为“祸根是毒气和臭气，霉菌变质而成，是贫困生活，是上帝的愤怒，是恶魔的诅咒，是寒冷的空气”。

约20年前，笔者在某省区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与当地领导人一起进行了某地区的主题调查，对比之下，当地民众反映出强烈的两个问题。 一个是山上的野兽下山伤害牲畜，另一个是野驴、黄羊和牲畜争夺草场。 大众代表大声说，野驴、岩羊繁殖太快，“随便一万头”“草场腐烂”。 当然夸张是为了合法地“淘汰”一点野生动物。

当时暗自想的是，不是把羊群赶到了野生动物世代生存的家里吗？ 野生动物是怎么成为“入侵者”的？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证明了在利益、观念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下，人类面对野生动物时，可以多么不讲道理、以自我为中心。

对于病菌病毒也是一样。 人们用敌对的口气谈论病毒时，往往忘记病毒才是地球上更早生存的生命形态。 从细菌到真菌，从植物到动物，人类从没见过别的眼睛。

考虑到病毒漫长的存在史，人类虽然真正认识到了病毒是什么，但其实非常缓慢。 19世纪中叶，人类开始明白病毒是生命，是自然的一部分。

将人与病原菌和病毒的关系修辞为“人与自然”的战争和“自然的惩罚”有可能招致某种意外的结果。 例如，对某些恶性疾病的普遍道德评价，甚至对患者的歧视。 也有可能是人们向部分传达者发泄了愤怒，在这次新冠引发的肺炎疫情中，有人建议杀死野生蝙蝠。

这对病毒也不公平。 不是所有病毒都是“包裹在蛋白质外壳里的坏消息”。 有时这个“消息”并不是坏事。 使感染者生病、死亡，病毒从那里得不到任何好处。 虽然有些病毒对人类个人和集体造成严重危害，但也有很多病毒像亲戚一样在体内往来、亲吻、传播。 整个过程中宿主没有症状。

有时也有温和暴力的病毒。 例如，猕猴普遍存在的疱疹b病毒在一个地区引起了相当严重的流行病传播，但在另一个地区，发现同一病毒对与猕猴种群密切接触的人们没有任何损害。 其中“虽然有1/3的人被猕猴咬，40%的人被抓伤，但也有多次被咬伤或受伤的人”。

自然没有那么公正，奖、善、恶都不会惩罚。 传染病的发生有完全称为“罪有应得”，也有流行病的偶然性更大。 只要人类还在与自然交往，就不应该面临这样的风险。 而且，人类面对自然不能随心所欲，但没有反应。

相当多的传染病无法治愈，生命在与疾病的斗争中进化。 很多最初凶恶的病原体也会在长期的交往中变得温和友好。 正如大卫·奎曼所说，这是“被进化雕刻刀从广阔的宇宙般无限的可能性中雕琢出来的生活史战略，这些规则之所以会持续下去，是因为它们比较有效”。

在纯粹的自然环境中，疾病传递是生态系统再平衡的方法，在自然界中甚至被认为是通过淘汰来维持生物种群健康的手段。 重大流行病的暴发对人类来说是方方面面的试验。 它不仅考验着个人的免疫系统，而且考验着人类群体的文化、组织能力，甚至制度的健康。

人类的生命都是宝贵的，人类不能接受野蛮状态下的丛林法则，如果可能，也不能随意放弃被疾病困住的人类个人。

如果必须要说疾病带来的痛苦是来自自然的警告，那一定是在告诉人类，应该遵循哪个“进化的雕刻策略”，遵循无法轻率应对的“规则”。 人类的行为需要更加克制，更加灵活，对自然保持足够的敬畏。

你听到大自然在说话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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