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一个工农兵学员的求学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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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志东作者供图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一个人一生的迅速发展，与个人的努力有关，但大环境的变迁可能是更重要的因素。 我自己在“文革”时期成为了工农兵大学生，第一是环境提供的条件。 改革开放后去研究生院也是一样。

我们所有人都可能被历史所推动。 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可以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只能在现有的条件下创造历史，不能随心所欲。 我们上大学，上研究生，就业，成败也是各种条件制约的结果。

那么，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这个大环境，为我们这样的小人物提供了那些机会吗？ 让我们先从工农兵学生开始吧。

不小心作为工农兵的学生南开了

工农兵学生，这个名字对大部分年轻人来说都不知道。 简单来说，他们是在1966年大学停止招生4年后，国家重新开始招生的尝试。 1970年从北大、清华参加考试，之后从其他大学也陆续开始招生。 据说从1970年到1976年全国招募了94万人。 因为他们从工农兵中直接推荐选拔，所以被称为工农兵学生，或者工农兵大学生，负责“上大学、管理大学、改造大学”。

这些人几乎没有参加过考试，有中学程度的话，在工厂、农村、军队呆过两年以上，经过岗位推荐(条件是工人、贫困的下中农、革命干部、以及员工都很优秀)，得到领导的批准，去学校就可以上学 这是一个大环境。

像我们这样的小人物是跟着这样的大环境走的。 1970年，“文革”的初期阶段结束，很多人上山下乡。 河北电力建设企业在我老家山西省平定县招聘工人，我被平定中学招聘到洋灰工(工地是我县娘子关火力发电厂，总企业是石家庄)。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上了初二，之后停课四年，把初三和高中都搞错了。 南开大学1971年招生，1972年正式招生，所以我很少成为南开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的学生。 当时的我在河北邢台小康庄火力发电厂的工地工作了很长时间。

混乱的是，我自己没有后门，父母是农民，父亲在我上初中之前去世了。 当然不能说完全模糊。 当我听说大学要开始招生的时候，我已经糊涂了，问我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怎样才能满足条件等。 所以报名的话，我什么也没说就报了。

有些人听说我们单位(当时有四千多名员工)只有一个名额，觉得可能性很低，连名字都不报。 这更没有机会了。 当然，关键是我们洋灰工集团的师傅们和土建大队的王兴业大队长对此非常支持。 应该还有其他原因，总之我迷迷糊糊地去了。 当然，这还是离不开大环境赋予的条件。

进入大学当英语老师

上学期间，老师们很敬业。 谷启楠、李久明老师先后教了我们英语精读课。 我们每个人的声音、语调、语法问题都被他们极其认真地纠正了。 翻译课的钱建业老师为我们批改的作业都是红墨水，中国文学课的宋玉柱老师批改作文也不落话(我们得填半年的文化课。 包括中文、世界地理、世界历史、党史等)。

我的英语和中文被她们(他)教得很进步。 当然当时的问题，例如学工、学农、学军也占了很多时间。 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在认真学习。

三年半后的1975年，我毕业了。 当时对工农兵学员的政策是“社来社去”:回到工厂来的工厂，军队来的军队回去，但农村来的还是分配了员工。 有些同学被分成了北京和天津不同的政府部门，有些同学被分成了出版社。 我们很多从工厂来的又回到了工厂。 我回到石家庄，在电建的子弟学校教中学英语。

1978年改革开放，大学开始招生，开始准备考研。 当时报考了天津外院和北京外贸这两所学校，都没有成功，所以1980年河北师大录取老师时，通过考试成为河北师大外语系的英语老师。 我和另外两个老师分别教一个班的精读课。 大家都在追着我，兢兢业业地工作，虽然很辛苦，但这并不累。 当时当大学老师真好。 我们都很享受自己的工作。

我每天骑自行车上班。 同事和学生的关系非常融洽。 课余时间教夜大，在电厂也打工教英语，我觉得生活很充实。 刚到师范大学的几年挣的还是电气建设的工资，每月38元7角4分，打工补贴家庭，正式就业也不迟。

郝志东作者供图

改革开放使我一步一步地成功

但是，工农兵的学生身份毕竟是个问题。 在大学，工作量很大，晋升讲师的机会几乎没有。 于是，我们几个工农兵学生出身的老师要求学校允许研究生考试。 因为领导不能违抗我们，所以我决定1984年考上上海华东师大外国语的英语硕士班，带着工作去学校，毕业后回去工作。

结果两年后回到河北师大，1987年写硕士论文，通过答辩。 这一切，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大环境的允许，自然不可能。

那个时候，多亏了改革开放，海外留学的机会也增加了。 我觉得在大学教书已经很好了，所以不想动。 但是，考虑到未来的迅速发展，我认为取得博士学位比较好。

于是，1988年自费公费去纽约市立大学读英语博士，一年后转到社会学博士，妻子和孩子也陪伴在纽约。 其间的辛苦是不言而喻的。 太太打工，孩子上学，为了交学费和助学金，我每学期要教三到四门课(主要是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学生的作文课)，在纽约市立大学的几个学院之间奔波，修整自己的四门社会学专业课

纽约城市很大，从家里到工作和学习的地方一般需要一个半小时左右。 那个时候，我经常睡眠不足。 有时坐地铁坐过站，有时晚上上课打瞌睡。 但幸运的是，他于1995年毕业，1996年在南加州惠特大学(尼克松的母校)找到了一份助理教授的工作。

2002年，他去台湾中央研究院做了一年富布赖特学者，2003年直接转学到澳门大学。 因为离内地很近，所以方便了自己研究中国问题。 二来待遇也不错，所以留在澳门大学，一直等到退休。

澳门大学为我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条件。 在此期间，我组织了几个大型国际研讨会，出了十几本书，写了几十篇两岸四地政治和社会快速发展的文案。 然后到了澳门大学，负责行政工作，从中国研究课程主任到社会学部长，到现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等。

这又让我们思考了大环境的影响问题。 如果没有文革，我就不能成为工农兵的学生学习英语(其实在中学学习法律和信息是理想的) 没有改革开放，就不能去大学教书，也不能读硕士或博士研究生。 没有改革开放，我就不能出国留学。 如果没有澳门大学那么好的研究条件，我也不可能在学术方面取得自己满意的成果。

环境确实造就了人，人也需要自己的努力。 所以，正如马克思所说，要让所有人都能自由快速地发展，首先需要努力让大环境让人们自由快速地发展。 这可能是我们今后也应该奋斗的目标。 (邓志东:澳门大学荣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