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历史细节带你重温遵义会议”

本篇文章4202字，读完约11分钟

84年前，在遵义市古镇的北面和南面，临街而立的两层楼，会议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命运，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在这次被称为“生死攸关的拐点”的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甩开共产主义国家的“魔杖”，自主走上了中国的道路，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

这是历史的必然。 历史现在选择了遵义。

今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通过四个历史细节重申遵义会议。

1、在担架上的谋略

长征出发前，中央最高“三人团”决定，中央政治局成员一律分散在各军团。 从毛泽东政治局常委张闻天那里得到消息后，提出要求说自己必须和张闻天、王稼祥一起同行。

那时，毛泽东患了几个月的疟疾，差点丧命。 再加上被开除后心情不好，担心红军的将来，身体很虚弱。 因此，不得不渡过都河，坐担架。

不巧的是，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被敌机轰炸，右腹部受伤非常严重。 长征一开始，他坐在担架上。 张闻天身体没什么毛病，有时骑马，有时走路。

他们一起说话。 ，他们认真分析了第五次“围剿”以来苏区发生的事件和长征途中的情况。 王农民祥无忧无虑地对毛泽东说。 “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能再走了。 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之后，毛泽东身体恢复后，不坐担架，每次军团都会去看。 时隔40多年，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一书中说，毛泽东“不顾行军规律”“暂时在这个军团，暂时在那个军团，目的只不过是劝说军团、师指挥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

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沿湘江西岸越城岭、老山界进入湖南通道。 中共中央12日在这里召开军事紧急会议，讨论红军战术进军方向的问题。 毛泽东提出了放弃北上湘西与红2、红6军团汇合的计划，提出了改变进军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寻找新的根据地的建议，得到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的同意和支持。 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通过左、右两条通道进入贵州黎平县边界。

20日，军委纵队到达乌江边上的一个叫黄平的橘子园。 这时的张闻天因为身体不舒服坐了担架。 在橘园里，他和王稼祥头并肩躺着。 王祥问张闻天:“连这次搬迁都不知道，目标中央到底定在哪里？” 张闻天叹了一口气。 “啊，没有目标，但是这场战斗再这样下去，肯定不行。 ”。 接着，他又说:“毛泽东同志的战争有方法，比我们更有方法。 我们不能指导，请毛泽东同志出来吧。 ”。

橘园在担架上的讲话，给黎平会议决定的遵义地区的会议增加了一个重要的副本。 就是要求毛泽东同志指挥，要求人事上的变动。 于是，遵义会议的核心副本就定下来了。

2、竖起头来的“反报告”

担架上频繁举办的“碰头会”让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逐渐组成了反对李德、博古错误指导的“中央队三人团”。

1935年1月，红军强行渡河乌江成功，随后迅速取得遵义。 这客观上为中央红军的休养重组提供了条件。 经过下商量，党和红军领导人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 毛泽东、张闻天、王农民祥经过联合讨论，执笔了张闻天反对“左”倾斜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纲要。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5日在遵义老城枇杷桥召开。 会议的首要议题是“审查反对五次‘围剿’中和西征期间军事指挥上的经验和教训”。

博古首先做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 他把红军的失利归结为敌强我弱，过分强调客观原因。 接下来，周恩来做了副报告。 他提出红军失利的首要原因是军事指导战术战略的错误，自己承担了责任。

对比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进行的辩护，张闻天首先站出来批评。 他的发言直截了当地指出，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相继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中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揭露了他们企图逃脱罪责的本质，被认为是博古报告的“反报告”。

遵义会议结束时，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 他根据毛泽东的发言文案起草了《关于总结中央对敌人的五次“围剿”的决议》。 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围剿’敌人五次的首要原因。” 而且，毛泽东在历史性的反“围剿”战役中总结出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术和战略大致得到了肯定。

毛泽东随后在中共七大期间关于选举的讲话中表示:“如果罗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不从第三次“左”倾斜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召开遵义会议。” 没有张闻天的气概和正义的执念，可以说他为了党的利益什么也不吝惜，除了党的利益以外什么也不追求，或者遵义会议的胜利没有召开。

《反报告》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左”倾斜军事路线做了很好的铺垫，为毛泽东的发言奠定了基础，立下了头功，永垂史册。

3、“钥匙一票”的重要作用

在1932年10月举行的宁都会议上，苏区中央局要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时，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坚决反对，主张毛泽东留在前线指挥部队。

被解除军权的毛泽东满怀失意，用自己的话说:“当时，没有一个人开门，没有一个鬼开门。” 这个时候，王稼祥非但没有疏远，反而接近了毛泽东，增进了两人之间的革命友谊。

有一天，王稼祥无忧无虑地对毛泽东说。 “现在的形势非常危急，再让李德瞎指挥，红军就不行了！ 为了挽救这种局面，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采取果断措施，“轰”博古和李德。 ”。 毛泽东说:“可以吗？ 有多少人支持我们的看法？ ”王先生坚定地表示:“必须在最近的时间召开中央会议，讨论和总结当前的军事路线问题，“轰炸”李德等人，将其废黜。”

其次，王稼祥先找张闻天，和毛泽东详细谈了自己的主张，三人逐渐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 他们还利用各种机会，找聂荣臻等其他一点同志，交换每个人的意见，并得到大家的支持。 此外，毛泽东还与周恩来、朱德进行了交谈，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周恩来说:“从湘桂黔边境开始，毛主席、农民祥、洛甫就批判了错误的军事路线，在会议上进行了争论。 在黎平，争论尤为激烈。 ”。

在随后召开的通道、黎平、猿场会议上，毛泽东战术转兵的正确主张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和支持。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出席的20人中，除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外，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第一负责人。 王农民祥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开始时，博古作《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毛泽东就长征以来的各种争论问题作了长篇发言……于是，会场上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观点和路线方针。 认真而深刻的党内斗争完全表现出来了。

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挺身而出，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然后，他认真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术战略上的错误。 他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 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同志相继表示支持。 至此，“毛张王”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大部分参加者的完全同意。

几年后，王稼祥想起遵义会议时说:“我带着伤发烧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同志发言后，我马上发言。 我首先支持毛泽东同志的观点，指出博古、李德等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尖锐地批判了他们单纯防御的指导思想，建议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部队，以扭转当前的不利局势。 ”。 伍修权同志也在回忆录中写道:“客观地说，促使遵义会议召开，起了首要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 王祥这“关键一票”在历史紧要关头发挥了重要作用。

4、参加者的“唇枪舌剑”

博古近乎推卸责任的报告让与会者深感失望，许多人的潮流表示不满。 周恩来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发出了绝大多数同志的声音，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反应。 面对批评，李德、博古、凯丰等人听起来皱起了眉头，表情非常不自然。

主、副报告编写完毕后，大会发言。 张闻天刚听到“反报告”的话，毛泽东就和往常相反地站起来说“让我说几句吧”。 他点名批评博古、李德，指责他无视红军运动战以前的策略。 “路是用脚走路，人是吃饭”。 “领导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处理军事方针的问题，你们不顾这样理解的现实。 如果指挥员不了解实际地形和地理情况，只知道根据地图配置阵地，决定攻击时间，他一定要战败。 ”。 他稍作停顿后，又一针见血，在前四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都面对了自己敌人的数倍，都取得了作战胜利，但只有第五次反“围剿”是惨败的结果，这毕竟是军事战略和指挥问题，李德和博博

毛泽东的论述鞭长莫及，一下子扯出了问题的本质，引起了与会者强烈的共鸣。 两条清晰的军事路线激烈地冲击着全体参加者的思想，造成了冲击。 博古被反驳得脸红了，无奈地说:“我想想。”

原本谦虚、温厚、慈爱的朱德，这次也有声有色地追究了临时中央领导人的错误。 他大声质问李德:“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就打什么仗？” 然后郑重指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下去，我们就无法再跟上了。” 周恩来在发言中也支持毛泽东对“左”倾斜军事错误的批评，推举毛泽东担任军事指挥。 他郑重地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人，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凯丰会之前就到处活动，吸引人心。 他找到了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多次劝他支持博古，但被拒绝了。 在会议上，他傲慢地对毛泽东说。 “你的战争方法没有好几个。 你在按照《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进行战争。 ”。 毛泽东说:“战争的事，敌我局势那么紧张，怎么能打得像书一样！ 我并不反对理论。 那个无论如何也有。 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南，决不能成为“书子主义”！ ”

李德远远地坐在门旁，只能通过伍修权的翻译知道别人在说什么。 他一边听一边继续抽烟，一副很沮丧的样子。 他也曾为自己军事上的“左”教条主义错误辩护，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想把责任推给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 但是，此时他已经不讲道理，生气了。 大概他也意识到了“昙花一现”，而自己没有马上失势的权限，所以只能勉强听大家的批评。

从哪个作战第一线来的指挥者们，从伤害错误路线的切肤感开始，所有的话都变得激烈起来，会场上出现了要求结束李德、博古在红军指挥权的场面。 此后，李富春、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也在会上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赞成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的正确建议，主张撤换博古领导职务，由毛泽东指挥。

在这个关系到中国革命生死的转折点上，遵义会议独立处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斜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新领导人为首，在最危急的关头拯救了党和红军。

军报记者的微信发表了

作者:褚银、章世森、晁华

综合:解放军报纸、中国军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