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合法化之争：我们以何种姿态面对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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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知道沉溺于每天的日常生活，就不能认识到人的每一天都是“向着死亡生活”，不进行关于死亡的认真思考，我们就一定不能正确地解决生与死的关系。

作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民法典在公民权利的保护上覆盖了“从生到死”的整个生命历史。 法典第一千零二条规定:“自然人有生命权，有权维护自己的生命安全和生命尊严。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他人的生命权。 ”。 近日，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一位学者解读称，该规定的“生命尊严”不仅包括“生的尊严”，还包括“死的尊严”。 在生命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如果不想进行无谓痛苦的救治，如果想有尊严地离开世界，这个权利就必须受到尊重。

许多观点认为，中国将“安乐死”合法化的条件还不成熟，最终“安乐死”也未写入正式公布的民法典，但“是否应该将安乐死合法化”的争论目前在世界各国仍在继续。 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想法，一般来说，人类对自己的生命有自主权，为了让拳击手和赛车手能够选择自己的生命在比赛中是否承担一定的风险，如何选择死亡也是处置自己身体的自由。

另外，“尽可能”重症患者的生命存活可能会忽视医疗资源的有限性。 并不是所有晚期患者都能享受足够质量的医疗资源，尽量缓解自己的疼痛。 禁止患者选择安乐死很可能会消耗大量本来可以更有效利用的医疗资源，但收效甚微，违背患者意愿。 相反的观点认为，生命具有最高的内在价值，个人生命也嵌入社会关系互联网，个人生命存续问题与其社会关系互联网分别相关，不能完全由个人决定。 反对者也认为，用“经济学”的观点分析资源投入的效率本身是不人道的。

当然，对安乐死合法化最具威胁的批评，可能会将其视为变态的医疗杀人，导致执行安乐死标准的持续崩溃，滥用安乐死，动摇整个社会的生命观念。

世界许多国家都在进行安乐死合法化的实践。 例如荷兰在2001年通过了积极的安乐死合法化方案，比利时和卢森堡也分别在2002年和2009年将积极的安乐死合法化，但在随后的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

在中国，“安乐死”的第一个事件发生在1986年。 陕西省汉中市的王明成向医生蒲连升要求身患绝症的母亲夏素文安乐死，之后两人均被逮捕。 此后，每年陆续有政协委员提出将安乐死合法化。 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建利在论文中指出，虽然政府没有积极推进安乐死合法化的进程，但中国民间对安乐死合法化抱有积极的意愿，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文化由来已久有关。 中国社会目前的养老压力很大，老年人不愿意给年轻人增加负担，在儒家文化中流传至今，也影响着人们对生命尊严的重视。

由此可见，安乐死合法化之争的背后，牵涉到许多复杂而深刻的观念之争与优势之间的权衡。 安乐死的态度折射出人类面临死亡的样子，作为全人类共同的宿命，面对死亡的样子和面对生命的样子并不密切。 孔子曾说过“未知之生，焉知死”，这句话反过来也有可能成立。 借着安乐死合法化之争再次进入公众视野的契机，我们想分享著名的思想家、医生、作家讨论这个问题的重要作品，与大家一起敲击死亡，反思生命。

“生命自主权:堕胎、安乐死、个人自由的讨论”

罗纳德·德沃金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法学家，是当今英美法学理论以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的作品《法律帝国》、《认真对待权利》等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这个“生命自主权:堕胎、安乐死和个人自由的讨论”思考了“生命”和“死亡”的命题，聚焦于现代两个争论最激烈的议题——堕胎和安乐死。 在书中，作者用深刻锐利的眼光分析了这两个议题背后蕴含的基础性观念。

在安乐死问题上，德沃金认为，围绕是否应该合法化的争论基于对自主、最佳权益和神圣价值三个基本范畴的认识。 支持者一般认为尊重患者的自主性是最有力的理由，但反对者们对这个概念持有多角度的疑问。 例如，“自主”绝不是抽象的，对于具体临终状态的个人，“自主”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很多人出于不想牵连家人的心情，在内心的自我折磨中拔掉了呼吸机管。 另外，德沃金指出，在许多特殊情况下，患者主张“自主”的评价非常可疑。 他说，一位寡妇身患绝症，失去自我选择的能力后，女儿同意安乐死，认为她对自己“母亲的意志”有非常准确的了解，但根据不是“基于任何对话，而是所谓的家庭早就流传下来。”

“最佳权益”常常被认为是制止安乐死的理由。 因为这不符合患者的最佳利益。 但是，到底谁有资格推断患者的“最佳利益”呢？ 对患者来说，“最佳利益”是什么？ 例如，对于患有老年痴呆症的患者来说，如果他在还保持清醒意识的情况下为将来失去意识时的自己主张安乐死的决策，那么我们测量时，到底应该考虑他在哪个时期的“好处”？

死生也很大，德沃金似乎对这些范畴进行了高度的思辨性的讨论，但这场讨论并未回避现实医疗实践中的细节问题，显示出思考死亡命题时所需的认真性。

德沃金对安乐死问题的思考也充分表明了“生”与“死”之间的密切联系。 德沃金认为，人们在选择自己的生活习惯时，一般基于两个重要的理由。 体验权益( experiential interests )和重要利益( critical interests )。 据他说，我们选择事件是因为想体验“打垒球、做饭、吃食物、看足球比赛、看北非间谍电影、深秋走在树林里、看歌剧” 也许是因为想找一个他们认为重要的事件来实现。 人们在经历了很多精彩的事件后，很明显会后悔。 德沃金说，这两者可以用来解释我们在“生”的时候行动的动机，但这两者的区别和理解在相当程度上也有助于品味人们在面对安乐死的选择时的心理。 决策是否自愿死亡，不仅要考虑精神痛苦，还需要考虑个人对“重要好处”的评价。

“最好的离别:关于老化和死亡，你必须知道的常识”

作为一名有一线临床经验的外科医生，阿图葛文德与走向生命终点的人有着多年的交往经验。 并且，他在牛津大学获得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学位，在著名杂志《纽约客》上开设过专栏，不仅以充满哲学的人文主义视角反思个人经验背后的深刻道理，还以优美流畅的文章向网民广泛展示了这个道理 在写《最好的离别》之前，葛文德写了《医生的修炼》。 在这些作品中，他努力表现一线医生现实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和他们经常与死神竞争的精神。 但在这本书里，葛文德越来越呈现出医生的“无能”和“无能”。 尽管在许多情况下尽了一切努力，医生最终的宿命只能向死神投降。

葛文德说，2008年，美国全国抗癌协会( coping with cancer )发表的研究表明，机械呼吸机、电除颤、胸外压迫或死前住进监护室的晚期癌症患者，其生命最后一周的质量比未接受这些干预措施的患者要差得多 而且，在去世后的六周内，他们的照顾者患严重抑郁症的可能性增加了三倍。 无条件拯救患者生命写在《希波克拉底誓言》中，但现实常常与理想有很大落差，葛文德在大部分做法无效的情况下，开始反思医学对患者的意义，“医学的存在是为了抵抗死亡和疾病

虽然死亡是我们的敌人，但这个敌人拥有象征性的力量，注定会成为最后的胜者。 在无法战胜的战争中，我不想要全军覆灭之前战斗的将军。 我不想要乔治·卡斯特。 我们需要罗伯特·李。 一个人知道如何赢得领土，一个人知道如何在无法战胜的时候投降，一个人知道所有的事情如果是苦战，到最后都会带来最大的损失。 ”

这本书没有直接讨论安乐死之争，但通过强调临终关怀的重要性，触及了安乐死之争背后的本质问题: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死亡？ 通过多多关注葛文德，现代社会的医疗技术越来越发达，但人们很少因此盲目地将自己最后一刻的生命选择交给技术，对死亡有明确的观念，很多临终时对应的不合理想法和行为都来自于此。 好的临终关怀是想利用一点点的“断点讨论”( breakpoint discussion )，用深刻的信息表达的方法让患者从内心深处从“生活导向”到“死亡导向”做好准备，极大地增加了患者生命最后一刻的幸福感。

葛文德举了威斯康辛州拉克罗斯的例子，这里的老年居民临终住院支出很低，据作者统计，平均住院时间比全美平均水平低50%，居民平均寿命比全美平均长一年。 其理由被认为是拉克罗斯在1991年进行的医疗系统改革行动。 让医务人员和患者深入交流临终的愿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患者需要回答以下四个问题。 如果你的心脏停止跳动，你希望心脏复苏吗？ 你想接受插管和机械通气之类的积极治疗吗？ 你想使用抗生素吗？ 如果不能自己吃的话，想摄取经鼻或静脉营养吗？ 这些深入的对话有助于医生和亲属全面了解患者的真实心理状态，但实际上，患者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面对死亡时真正想要的诉求。 在这样的前提下，迎接死亡的选择可能看起来更合理。

“死亡视线:医学、谋杀指控、临终选择的争论”

2001年，美国贝斯特医疗中心的护士助理奥尔加控告两名护士杀害了晚期患者。 作者科恩从这一真实的医疗杀人事件中，举了许多例子，试图探索在众多复杂的医学真实下，面对生命的最后阶段，医疗护士、患者和家属、法律规范和宗教信仰各自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道德课题和选择。 如本书线索的这个实例所示，实施安乐死被认为是在多个安乐死合法化的批判者那里协助自杀的行为。

也提到了历史上最有名的“死亡医生”杰克·科沃基恩。 在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医生的作用不仅是尽最大努力治疗患者，也是为患者着想，满足他们的诉求，包括对死亡的渴望。 他自制了执行自杀的机器，让绝症患者找到自己绝命的病人，坐在这个机器上按下按钮，他希望致命的药物能注射到病人身上。 科沃基恩即使记录了这个过程，也多次因涉嫌谋杀被指控。 但是科恩发现，对大多数人来说，科沃基恩是民间英雄，“在谷歌随便搜索，就能找到数百个相关网站，包括科沃基恩启发的动画，还有以他名字命名的音乐团体。”

阿尔帕西诺主演的电影《死亡医生》

科沃金医生的遭遇折射出了面对安乐死时医生应该思考的问题，也涉及到各种临终治疗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争论。 科恩的书的一大亮点，展示了安乐死合法化过程中各个国家的细节，这些细节恰恰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诸多多样性”。 例如在以色列，世俗自由主义者经常与宗教民族主义者有多种冲突，这种冲突深刻地影响着医学实践。

2005年12月，经过5年激烈协商，以色列颁布了新法律——《患者临终法》。 该法案代表了世俗主义者和宗教保守分子详细讨论的共识，更重要的是妥协。 因为“该法案的框架基于生命质量的重要性、人类意志的自主权、生命神圣性三个基本价值的平衡”。 以色列的例子充分证明了不同国家关于安乐死合法化的争论与相互冲突的基础社会观念密切相关。

死亡的尊严和生命的尊严

据台湾出生的哲学家傅伟勋介绍，关于“死”的学问可以完全成为一门学科。 他也在《死亡的尊严和生命的尊严》中整理和总结了各国构建“死亡学”的尝试。 他主张从学科整合的角度，将“死学”贯穿于精神医学、精神治疗、哲学、宗教学甚至常规科学，回答非常根本的问题。 死亡是什么？ 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要，也与现代社会的许多特质有关。

到目前为止，这可能不被称为问题。 死亡意味着肉体的消失。 随着迅速发展的医疗技术使各国社会普遍老龄化，在极端情况下延长患者生命成为可能，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我国，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死亡是什么”，从科学、哲学等观点出发，脑死亡( braiis，

在作者看来，这种对“死亡尊严”的讨论是极其必要的。 “现代人每天都重视所谓的‘生活质量’，但经常忘记‘生活质量’包括‘死亡(的尊严)的质量’。 反而广义的生活质量和死亡质量是一体两面的，不可分离。 从老龄化到死亡的过程只是训练所有身体培养生命尊严和死亡尊严的双重现实生活态度的最终阶段。 ”。 全书的一大亮点是通过对小说、电影、不同文明中主要宗教、现代科学等不同行业的研究，展望和探讨现代人的死亡问题和精神超克。

傅伟勋表示，现代人面临死亡，处于“存在主义”的状况。 我们缺少对面世界的保证。 所有的身体如何面对和应对死亡，完全取决于自己的“现实态度”。 死亡对我们来说意味着绝对的虚无，从这个立场来说，现代社会的人面对死亡比古人更孤独。 但是，在生活的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总是有回避“死亡”话题的习性。

他认为，托尔斯泰的着名小说《埃文·伊里奇的死》已经非常准确地描述了这个现代人面临死亡的图像。 埃文·伊里奇在死亡的瞬间，后悔了自己的人生。 “他精神上的痛苦比肉体上的痛苦要痛苦得多。 这是他最重要的痛苦……“实际上我的人生走错了路该怎么办？ ’“故事一开始，伊凡的同事们在伊凡去世时，他们立刻想到了伊凡死后的人事变动问题。 谁接了伊凡的位子？ 自己有升职的希望吗？ 另一种心理反应是“幸好他死的不是我”。

在这两个描写中，伊里奇直到死亡都开始深刻反省自己的人生，但一起死去的人们并没有反省“死亡”，而是汲取到了现在的生活中。 傅伟勋评论说:“大部分人总是徒劳地害怕死亡，逃避死亡，在日常世俗的时间潮流中，埋没了自己本来(本来应该是)的死亡存在，暂时忘记死亡的威胁，显示出不现实的真实性。”

正如托尔斯泰在《伊万·伊里奇之死》中写道:“伊万·伊里奇的(昔日)生活是最单纯、最平凡、最可怕的。” 如果只知道沉溺于每天的日常生活，就不能认识到人的每一天都是“向着死亡生活”，不进行关于死亡的认真思考，我们就一定不能正确地解决生与死的关系。 只有经常认识到日常生活的每一刻都具有“走向死亡”的特点，经常意识到生与死的紧密联系，我们才能更有尊严地面对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