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逝世20周年：人生就是在白纸上写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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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2月11日，着名记者、作家和翻译家萧干在北京去世。 《文案都岁月》一书中收录了萧干晚年创作的散文随笔，由夫人文洁若亲自审定，表达了他对晚年人生的回忆和反思。 为纪念萧干逝世20周年，我们经重庆出版社授权，在专刊上发行了《八十内省》一文。

巴金斯写信让我更深入地学习

不知何时变成了八旬的老人，自己也觉得难以置信。 现在去农场和干校工作，就没法挑肩膀了，没法抡锄头了吧。 但是，精神上，我不觉得老。 我不喜欢有人上楼梯。 早上的闹钟一响，我还是扑通地站了起来。 听力没有大幅下降，头脑看起来和以前一样清晰，对身边和外面所有的时间和地点都有反应。 缅怀着如烟的往事，冥想着未来。 我表弟，她六十多岁糊涂了，耳朵不再聪明，眼睛不再明亮。 我总是担心自己是不是也会痴呆。 谢天谢地，我还清醒着。 我希望你冷静到最后一刻。

晚年的萧干( 1910.01.27-1999.02.11 )

读外国文学时，我经常注意他们对生命的比喻。 既有像漂浮在水上的泡沫，也有像从花蕾中凋谢的花。 我大体上受“丈夫天地者万物逆旅”的影响，总是把生命看成旅行。 有些旅客走平坦的路，有些走凹凸不平的路。 回顾这80年的我的道路，虽然小时候和中年很辛苦，但是青年和晚年还是很顺利。 夜景更重要。 因为这个时期胳膊腿不灵了，痛苦的能力变差了。 感谢你能度过稳定舒适的晚年。 现在回顾这次旅行，我认为我不是赢家，但我很幸运。

70年代末，老朋友巴金斯写信让我更深入地学习。 另一个老朋友给我发了八个大字:居安思危，乐不忘忧。 我觉得这十年深了一点，平静了一点。 历经沧桑后，我知道了人的处境随时会发生突变。

萧干(左二)和巴金(右一)

所以，一方面对事物不草率发表意见(有时甚至家务琐事，清洁度我都讨厌我吞吞吐吐含糊)，另一方面，我暂时享受到的荣誉却不感到自豪。

这十年间，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虽然可能离死亡很近，但有些——特别是物质上，我看起来很单薄。 春龙应台来访，见了我的澡，之后告诉朋友，她在北京期间最难过的事就是我必须在这样的条件下度过晚年。 她走之前再道别，我就向她解释了。 我现在的生活水平在知识分子中间是中等水平。 领导再三表示要为我提高，但我不想让自己的生活水平摆脱国情。 住得尽可能宽敞的人是为了留给孩子和孙子。 我的孩子，在他们小时候，我尽心尽力，长大了，他们必须自己闯。 我一个人闯了过去。

下放期间，将上公共厕所作为社会考察的场所

我一生在恋爱方面，经验也是曲折的。 18岁在汕头教书时，爱上了大眼睛的潮州姑娘。 当时她和我一样赤贫。 我们并排坐在山坡上，看着进出港口的远洋轮，梦见在南洋流浪。 这个姻缘终于被资助她的学校的大老财破坏了。

二十九岁的时候，我在九龙遇见了一位女钢琴家，一见钟情。 那时，我已经和“小树叶”在一起了。 斩，还很混乱，所以我只好一个人去欧洲。 一九四四年巴黎解放后，我知道了《树叶》和女钢琴家分别和别人结婚，有洋娃娃。 我坠入感情的真空中。 一九四六年又在江湾建了一个小舒适的房子，这个房子很快就被坏人拆散了。 那是我中年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

在这一点上，我一直很幸运。 因为我最后找到了洁若——我的索尔比格。 结条纹三年，我背上了“右派”的黑锅。 如果她那时抛弃了我，那就是人情之常，无可厚非。 但是她是“逆常”，我有勇气在屈辱中继续活下去。 我在《生涯大事》十篇小文中总结过自己的恋爱观。 我想我可以在政治斗争中提炼出更多的真相。 共荣易，共患难共辱可见人与人之间感情的可贵。

文若和萧干

一九五七年下笔被分配到农场，赤脚在田里插秧拔草的时候，有些人一定会觉得很痛苦。 其实，我大部分时间都是笑嘻嘻地活下来的。 要知道人生，不要总是在高层，到处占优势。 作为采访人生的记者，必须尝尝酸甜苦辣。 住在“门洞”的6年里，每天早上我都要排巷子里的厕所。 没有被风吹雨打。

多年来，我一直不怀念冲水厕所的干净便当。 那个公共厕所是五个厕所。 的左右不是蹬三轮，看自行车的是瓦匠木工，是北京机场的机械工。 蹲在那里听他们说话很热闹，有些父母很短，有些工作上的烦恼，有时讨论“文革”——其中有些还十分精辟。 周作人翻译了江户时代作家式亭三马的代表作《浮世风吕》《浮世理发馆》。 作者出入江户(东京旧称)的澡堂，通过理发馆的男男女女的对话，反映了世态。 那几年，我把上厕所作为社会考察的场所。

我不是革命家的材料

年轻的时候，有些朋友认为必须参军才能救国，于是投了黄埔。 我早就知道自己不是军人的材料。 在辅仁大学念书的时候，每次参加军事训练，我们队总是站不住脚，开始走路的时候，总是分不清左右。 一九三二年，一位西班牙朋友从《辅仁杂志》上看到我英译的《王昭君》，和我寄信。 后来，他提议和我做生意。 他送了我刮脸刀，要我送几盏宫灯。 他在那里赚了钱，但我的刀都送了。 我知道自己也不是做生意的材料。 一九三四年傅作义将军听说我是蒙古族，有体验草原生活的愿望，邀请我去内蒙古当小官，但在做官之前必须加入国民党。 这吓了我一跳，马上进入了无党派的“大公报”。 同样，一九四七年南京的中央政府受《大公报》社长胡霖邀请前往伦敦，作为叶公超任文化专家的继承人，我也死了。 幸运的是，胡先生那时也没有放手。

颜色中，我更朴素，讨厌鲜红的绿色。 在政治运动中，我倾向于站得远一点。 我诅咒“文革”，不仅是他们掠夺杀害，我也厌恶他们使用的语言。 对不喜欢的人说“炮击”、“油煎”、“千刀万剑”，但对拥护的人说“万岁”一个还不够，必须叫“万岁”。 我一直想从文案和逻辑中分解“文革语言”。 但革命家追求的是旗帜鲜明，我能理解革命小将那时的热情。 一九二五年北平的学生抗议英国巡逻在上海南京路枪杀中国工人和学生时，我为什么那么激烈？ 但是，经过这几十年对人世的经历，我宁愿对人冷静分解，也不愿意草率下结论。 如此强调冷静和客观，注定了我不是革命家的材料。

人生就是在白纸上写黑字

在文学方面，我对自己的才能也略知一二。 30年代一直想写长篇。 一九三八年《梦之谷》脱稿后，我发誓不写长篇。 我知道即使在小世界也可以全心全意经营。 也就是说，无法控制大场面。 但是，我总是把自己的职业文案写得很好。 我很高兴一九三五年访问鲁西水灾时所写的《流民图》至今仍能看到，并被一些人选为教科书。

15年间( 1935—1950年)《大公报》发表的大量通讯特写，尽管在鸡毛店的灯下和大军游行中被赶出去，我还是付出了自己的心血。

我最自豪的是，从走上创作之路开始，我就彻底否定了自己有什么天才，知道一切都是呕心沥血，靠勤奋的努力。

总是用假设的语气问我:平时有什么后悔的事吗？ 我这个人太现实了，一直认为后悔是徒劳的，也是没出息的感情。 人生就是在白纸上写黑字。 用铅笔写的话，也可以擦掉，但是不能总是用铅笔写。 而且，那样的人生很无聊。 有时无论如何都必须用毛笔写，但一写完就擦不掉了。 即使随便贴上纸，痕迹也会留在那里。

去英伦时代的萧干留学

有些人喜欢在上面贴纸，或者在左边一楼贴在一楼。 我不是。因为我一生都没有对在十字路口做出的选择后悔过。

青少年，我也有“大同世界”的理想。 就像推翻地球上所有反动阶级、反动势力后，一个人身体富裕，所有自由平等的乌托邦就会出现在地平线上。 从此，地球成了乐园。 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在地球的尽头有一个像佛教极乐世界一样的乐园。 那里不再有剥削和压迫、痛苦和鲜血，所有人都不用担心，自由平等。

我是靠这个信念活下来的。

《文案都岁月》，萧干着，重庆出版社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