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全国政协委员、防控专家吴浩：常态化防疫，社区医院要建“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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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采访防控专家吴浩:常态化防疫，社区医院要建设“哨点”

新京报(记者张璐)全国政协委员吴浩的战疫和履职经验，可以用较长的数字表示:在武汉的51天里，他率领中央领导小组的社区防控专家小组，在13个地区、300多条街道、500多个地区、161家社区卫生服务。 整理了1275个问题和建议，为中央领导小组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判断疫情流行的资料。 到下巴第三天，专家组提出了“小区封闭”的管理建议，建议通过后，比较有效地控制了疫情在社区的传播。

在武汉的51天怎么过？ 未来常态化防控需要注意那些问题？ 对比这些问题，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中央领导小组防控专家、北京市社区卫生首席专家吴浩。

助:整理第1275条的问题，条有对策

新京报:你是抵抗非典的“老兵”吗？ 和17年前相比，这次的事业有什么不同？

吴浩: 17年前，我第一次到达SARS一线，在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工作。 当时什么也没想，专心救治的是“执行者”。

这次，我作为社区防控专家小组的负责人带队决定的“提案人”。 如果提案错了，就无法再生，损失变大的压力是巨大的。 所以必须具有科学精神，进行充分的现场调查，必须亲眼看到，必须深思熟虑。 这次武汉旅行，我瘦了十几斤。

新京报:我在武汉做社区防控，有具体的复印件吗？ 工作强度大吗？

吴浩:我们的社区防控小分队由基层全科医生、疾病控制专业技术人员组成。 抵达武汉的第二天起，我们将奔赴13个区，与当地司令部联络员一起调查实地调查区、隔离点、养老院等情况。 我们要充当侦察兵、战斗人员、指挥员的角色，就像中央领导小组在各地区部署的“眼睛”一样，不仅要发现问题，还要处理问题，监督当地的修改问题。

第一个月的工作节奏特别紧张，工作到半夜是常事。 我最晚在凌晨4点之前，写完这一天《农村和社区防控方案》后，发到中央领导小组防控组，发现大家都还没睡，还有人对方案提出修正案。

武汉日，我们的社区防控专家组整理了1275个问题，分别提出了对策建议，建议一定要能够实施。 比如我们提出“家封控”，社区表示，小区没有围墙怎么办？ 建议用建筑物的挡板，甚至汽车、共享自行车等交通工具等密封，物理上严格隔离。

后来关闭小区后，发现慢性病患者用药困难，我们及时提出了药品下沉、代购、家庭医生随访咨询等做法，处理了这些问题。

新京报: 2月9日，江岸区率先实行封闭区管理，随后向整个武汉进行宣传。 专家组建议“封闭小区”的理由是什么？

吴浩:这个病非常狡猾，一个是无症状感染者，不太容易鉴别，初期的核酸检测能力有限，所以必须采用“封闭区的家庭管理”。 一方面，健康人的家庭可以不感染，保护易感人群，另一方面，不出现高风险人群，可以控制传染源，切断传输途径。

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因为相信居民在家里呆一段时间，也有基本物资的保障，不会因为暂停而影响生活。 武汉先后动员了4万多名党员、机关干部和5万多名志愿者，参与社区联防控制，形成了1000万人的物资保障。 前期难免有些混乱，但后来顺化形成了高效的体系。 在此过程中，也感谢武汉人民的巨大付出。

新京报:这次援助下巴有那些体会？

吴浩:这几年，我对我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发展印象深刻。 武汉封城，打了“消耗战”。 这也可以看出我国的工业链条、制造业的强大。 尽管一些工厂暂停生产，但物资保障也很快得到供应，这是国力的象征。 此外，网络的迅速发展，远程医疗、无接触配送、网购、健康码等也在防控、保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进入疫情防控新常态，一方面要群防群控，另一方面要打“科技战”。 此次疫情初期，核酸检测试剂盒很快就研制生产出来了，但目前的检测需要送到实验室，几个小时后就会有结果。 未来的理想状态是开发快速检测试剂盒进行初筛，几分钟内即可出结果，同时可以在社区医院和家庭进行检测，保障大规模企业活动的重新开工。

谈常态化防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平战结合”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此次疫情发生后，应赋予疾控中心一定的权力，对此有何看法？

吴浩:这次公共卫生事件不是疾病控制没有权力造成的。 部门是专业技术部门，需要提出建议，不能组成政府部门。

我认为公共卫生是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和社会的集合体。 预防是防止传染病的最佳手段，与“健康中国”、“健康社区”相关联，构建了整个人类系统。 这不是弥补“疾病控制”的短板，而是弥补“公共卫生”的短板。

医疗卫生工作部门在配备领导干部时，要逐步倾斜相对专业的人。 而现有的医疗卫生机构，不仅仅要增加疾病管理的编制，更要实现“平战结合”。 否则疫情结束后，人员太多也没有等量的员工，可能留不住人才。

新京报:包括你在内的专家呼吁，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发挥重要功能。 这次疫情防控，社区卫生中心发挥了那些作用？

吴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平战结合”的好例子。 这次，武汉530个密切的隔离点和康复设施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从事。 北京也培养了大量的流调和核酸采样工作人员，这些人员同样来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们可以访问附近的居家隔离人员进行采样，不让高风险人群流动。

在平时的防治实践中，要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练兵”的机会，使“战时”能够获胜。 平时拥有公共卫生应急能力，“战时”作为“部队”随时被呼叫。

公共卫生是一个多学科构建的系统，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不简单等同于预防。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人员长期与老百姓打交道，平时做健康教育，看病人，知道老百姓在想什么。 疫情期间，全科医生知道如何动员民众参加联防控制。

新京报:在未来常态化防疫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如何实现“平战结合”？

吴浩:北京提出新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筛查哨点，提高居民基础医疗卫生服务的可能性，加强传染病防控的社区基础。 从月下旬开始，上海除117家发热门诊外，还增设了18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哨所诊室，承担着发热患者的筛查、登记、转诊、跟踪等业务。

我认为哨所建设必须处理两个问题。 一是筛查，二是排除了新冠引起的肺炎，是普通感冒发热患者的诊疗，可以处理大医院患者聚集的问题，减少交叉感染。 孩子感冒发烧，不能带他去儿童医院。

发热门诊是探针，哨点是监测网和防治点，必须织得更密。 全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哨所”，设立单独的“诊室”进行检查，作为常态化防疫工作。

新京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快速发展是否存在瓶颈？ 可以从那些方面加强建设吗？

吴浩: 2009年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越来越强调基本公共卫生，很少逮捕医疗人员。 在老百姓看来，医疗才是雪中送炭，公共卫生只是锦上添花，给百姓带来的即时“获得感”很少。

其实，公共卫生是一项漫长的事业，只有居民长期接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人员，才能接受健康咨询，培养健康素养，使人人有防控意识。 传染病的防控，其实也取决于生活习惯的变化，今年春天大家的感冒少了，这和科学戴口罩没有关系。 与其问疫情是什么时候爆发的拐点，不如关注民众科学素养的培养。

慢性病也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就近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可以不把小病拖成大病，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

从2007年开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加强了医疗方面的建设，但目前仍需加强硬件和软件。 比如北京2006年设立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标准，经过10多年，有些“安置”已经无法诉求。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建设预防保健科，妇保、儿童保等标准化，提供越来越多的服务项目，都需要房屋。 国家要给“强基层”越来越多的支持。

此外，社区医疗机构也需要人们的理解、信任和认可。 要拿出优秀的本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同样要有优秀的医务人员，让他们有职业荣誉感。

工作故事:继续学习，半夜向“老委员”取经

新京报:请作为第13届“新委员”，谈谈两年的感受。

吴浩:我是这次的新委员，去年第一次参加全国两会，作为基础委员进入“委员通道”，感到责任重大。 两年多来，我一直积极参加政协活动，努力发声。 我可以通过长时间在社区里与人们交往，在提案中反映人们周围的事件。

第一年，我的建议是将慢病纳入门诊诊疗，得到国家医保局的积极响应。 去年，我的提案是“在基础医疗中普及智力医疗”，相关事业正在推进。

我也在继续学习如何成为好委员。 我认为委员必须提出问题，并给予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方案。

新京报:这次疫情防控，作为委员你是怎么担任职务的？

吴浩: 2月初，我和“老委员”、相关专家一起提出了“以县域为单位分类精准防控”的建议，并被中央采纳。

我和其他委员们经常在“委员群”讨论疫情防控。 武汉，有时我遇到问题，半夜在群里向他们“求助”，医疗卫生界的委员从各方面拿出了我的智慧。 在这过程中，我也学到了很多“老委员”专业的严谨精神。

新京报:你今年的关注点是什么

吴浩:我们的医疗卫生界委员正在准备共同的提案。 关于公共卫生系统的建设问题，我把这个问题调查清楚，写得很透彻。

新京报:你对今年的两会有什么期待？

吴浩:常态化疫情防控、经济建设和国际关系等是大家关注的问题，期望通过委员建议，发挥智库作用，推动国家进步，增强人民福利。

新京报记者张璐合作记者王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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