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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要求政府严格依法办事。 但是,严格依法办事不是冷漠、麻木、机械地操纵法律,而是要求执法人员在破案时运用自己的良知,根据具体情况,在个案中实现法律、情理、人性的统一。
特别是法律僵化和严厉可能导致解决结果明显不当,或者当事人受到的处罚明显过重的,执法人员应当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适当运用自由裁量权,将法律理性和人性温情结合起来,努力寻求最佳结果。 德国《柏林墙射手案》演绎的是“将枪口抬高1厘米”。
《柏林墙射手案》发生在冷战结束、东西德统一的前夕。 1989年2月,20岁的东德青年克里斯·加夫罗伊( chris gueffroy )和同伴试图越过柏林墙逃往西德。 守卫柏林墙的东德士兵英格·亨里奇向加夫罗伊开枪。 在东西德分立对峙期间,越过柏林墙边界被枪击的东德民众约有2300人,被认为是被亨里奇枪杀的克洛伊最后的受害者。
守卫墙壁的士兵的监视楼遗迹
柏林墙倒塌,德国统一后,守卫隔离墙的士兵亨利奇接受了审判。 他的辩护律师认为,根据东德法律,东德人民无权随意逃离自己的国家,士兵亨里奇阻止格里夫罗伊逃离东德的行为在当时是合法的,因此被告无罪。 被告也申辩说:“自己是士兵,当时只是执行上级的指示。”
本案的主审法官没有接受被告的辩解。 他说,士兵枪杀逃犯是因为他们在执行东德法律和上司的指令,他们只是处于漫长的责任链的最底层和最基层,但“代表政府和法律杀害民众是不合法的”( Noteverythingthatthatte ) 他没有无视自己的权利,据此,法官判处亨利三年半徒刑,不承认假释。
柏林墙的遗迹
审判长对本案的判决理由和在媒体上发表的观点,后来进行了演绎和添加,成为了现在多家媒体转载的版本。 也就是说,审判长说:“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开枪是无罪的。 要成为心智健全的人,现在有权把枪口捡起高一厘米。 这是你应该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
“有权将枪口抬高1厘米”这句话并非出自法官,而是后世演绎虚构的,但许多媒体转载,实际上是公众对执行者在特殊情况下如何行动的期待,对此,执法者表示
当时,“柏林墙射手案”首要涉及的问题是执法者应该如何对待“恶法”,即在法律规定与人性、伦理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这样的法律是否是比较有效的问题。 今天,对许多正常国家来说,虽然冷战时期那样可怕的法律很少出台,但“恶法”依然存在,法律缺陷依然存在,执行者仍然面临着法律的僵硬、冷漠。 在法律与公正之间出现紧张的情况下,执法人员仍需明智地运用,必要时将枪口抬高1厘米。
柏拉图反对法治是因为法律有缺陷,不能在所有事情上都得到最佳的解决结果。 从执法的角度来说,法律的缺陷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律的僵化性,即法律是根据普通人的正常情况制定的常规规定,在遇到特殊情况时,法律的要求和标准都不合时宜。 二是法律滞后,法律一出台,就必须相对稳定,不能朝令夕改,但社会生活每天都在变化,旧法律遇到新事件,就难免会出现“严格依法办事”的困境。
面对这种情况,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法律固有的缺陷,也是法治的必然代价。 因此,对执法人员来说,我既不能写法律,也不能违背法律。 尽管知道这一点,但只能依照法律进行。 但实际上,在极端罕见的疑难案件中,执法人员除非确实无能为力,否则多数情况下,执法人员实际上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必要时将枪口抬高一厘米,就是处理这种执法困境
在许多情况下,执法人员解决案件在法律上没有问题,但在情理上并不总是合适的,换句话说,合法性足够,但合理性不足。
例如,在南方的一个县,中年妇女早上推着三轮车在小学门口卖包子。 五美分。 城管部门在占道经营中罚款100元。 这个城市的街道很宽,人烟稀少,你不能想象在学校门口卖包子的行为会对公共交通和城市管理造成什么危害吗? 在当时执法记录仪拍摄的视频资料中,那个女人推着自己的车,面对执法人员的追究,满眼都是迷茫和恐惧,就像张艺谋电影《秋菊诉讼》的最后一幕。
例如,在北方某县,偏远村庄的村民买二手车自己招聘,偶尔带村里的村民去县城工作,往返要收10元的车费。 执法人员以非法运营的名义扣押了他的车,处以该车10倍以上的罚款。 这个村民付不起罚款,从此隐姓埋名,下落不明。
西方古老的谚语说“法律不违背人情”。 在地方政府的日常执法中,执法人员面对的大部分人都是忙碌、满足于平凡日子的普通民众,绝不是什么都不允许的恶魔暴徒。 因此,面对上述例子般的情况,执法者应从农民的生活场景中运用基本的生活常识,依法评价,也要进行人性和情理的测量,不要让成千上万的法律沦为冷门机器。
对行为恶劣、后果严重的违法者,当然要给予严厉处罚。 但是,对于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恢复原状、危害小、无危害的行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执法者可以尽量结合具体情景,以保守的精神行使处罚权,不需要取消证据 比如疫情爆发初期,所有人都很危险,新闻四起的时候,如果医生在朋友之间的微信群里发布了自己体验到的疫情消息,即使消息不完全真实,也是无害的,可以理解的。 这种行为如果也要受到制裁和惩罚,显然是不当和过分的,不仅背离了法律的精神和目的,也无助于解决社会恐慌。
法治不仅需要优秀的法律,也需要更优秀的执法人员,执法人员掌握了成千上万的权力不能冷漠、机械,失去了评判是非的能力,失去了痛苦的敏锐性。 屈原在《脱离》中感叹:“太长了,藏不住鼻涕,难哀民生多难。” 优秀的执法人员不仅可以正确适用法律条文,还可以深刻理解法律背后的关怀,公正执法,在具体情况下可以运用良知,必要时将枪口抬高1厘米,让世人感受法律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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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宏勃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 正文插图由作者拍摄提供。 (本文来自澎湃信息,越来越多的原始信息请下载“澎湃信息”app )信息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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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一厘米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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