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两幅面孔：托克维尔对美国和法国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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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晚，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倪玉珍在首届师大北一区举办了题为“民主的两个面孔:托克维尔对美国和法国的注意”的学术讲座。 讲座上，通过解读托克维尔的两部经典着作《关于美国的民主主义》和《旧制度与大革命》，倪玉珍把我们带回了欧美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19世纪上半叶。 托克维尔在这两部著作中，对美国和法国的民主历史和现实进行了细致的应对和反思。 倪玉珍认为，托克维尔在民主制度探索期形成的洞察，至今仍对我们有启发。

平等会使人类自由还是暴政？

倪玉珍警告说，“民主”概念的内涵不是不变的。 在正式介绍托克维尔对民主主义的注意之前，她首先引用了研究观念史的“剑桥学派”的观点，指出稍微重要一点的观念的定义和内涵会随着时间的变迁而不断变化。 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具体的历史社会语境中考察观念的变迁。

那么，在19世纪上半叶，在大革命尚未完成的历史语境下，应该如何理解托克维尔笔下的“民主”的含义呢？ 自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以来，民主主义在法国的推进并不顺利。 在经历了雅各宾派的“恐怖政治”之后，“民主”甚至可以说成了与“暴政”相关的贬义词。 上断头台的不仅是反对革命的特权阶层，革命也吞噬了自己的孩子。 “恐怖主义政治”给许多法国人造成了精神创伤，19世纪初，法国自由主义者大多提倡民主政治，如冈兹、影子布里安、基佐等人均为崇英派，少数精英参与政治。 据19世纪上半叶法国自由派说，民主主义和暴政似乎有着秘密的关系。 法国曾经两次从共和制走向帝制。 1799年，拿破仑·波拿巴以“雾月政变”推翻了第一共和国，1804年建立了第一帝国。 1851年，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通过军事政变推翻了第二共和国，不久建立了第二帝国。 两次政变都在公民投票中获得多数支持。 托克维尔的《关于美国的民主主义》和《旧制度和大革命》是深刻反思这段历史的成果。

在许多人对民主政治感到不安的时候，贵族出身的托克维尔在亲自考察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状况之后，著作为民主政治进行了辩护。 出生于极端保王派家庭的他，有充分的理由反对民主政治。 倪玉珍说，托克维尔在考察民主时，考察了较为不偏不倚的态度和他敏锐发现的内在力量，成就了两部经典作品:他能在动荡的时代摆脱个人恩怨和党派偏见，注意分解事实，预见未来迅速发展的趋势。 托克维尔主张“从兴趣上来说是贵族，从理性上来说是爱民主的”。 这种非常紧张的态度，让托克维尔既看到了民主的好处，也看到了民主的弊端，他赞成民主政治，对民主抱有忧患意识。

学者出身的托克维尔并不是没有规定“民主”的意思。 倪玉珍认为，从两部着作的文案和当时的历史语境来看，托克维尔笔下“民主”的核心内涵是“平等”。 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实践在不同的社会状况下表现出不同的结果:民主在美国意味着平等与自由的结合，在法国平等与暴政有某种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托克维尔的两部著作《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可以看成是姐妹篇，前者谈美国的民主，后者谈法国的民主。 在这个对比阅读中，我们看到了继托克维尔之后，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思想家们面临着民主主义(平等)是让人类自由，还是走向暴政的重要而紧迫的时代问题。

地方自治和清教以前就传了下来:美国的民主

和法国民主革命的需要一样，美国的民主首先具有平等的内涵。 托克维尔认为，人民主权几乎支配着整个美国政治制度，各成年白人男性享有同等权力，可以平等参与政治。 那么，为什么人民主权的大体实践没有在美国引起暴政呢？ 倪玉珍认为，为什么有利于美国民主共和制的良好运作，托克维尔有着非常丰富的多维度观点。 他主要从地理、法制、民情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例如，从地理上讲，美国没有强邻、土地辽阔、人少的法制上讲，美国实行乡镇自治和联邦制，司法权具有重要地位，从民情上讲，托克维尔活跃的宗教生活有力地帮助了美国人维护民主共和制。

托克维尔非常重视美国乡镇自治以前的传入。 只有与自身相关的事务，乡镇才享有独立和自治权。 新英格兰地区的乡镇不实行代议制，而是直接采用民主制。 一个乡镇一般有19名由民众选举产生的互不隶属的官员，总统无权解雇乡镇官员。 这与强大的中央行政集权以前流传下来的法国大不相同。 严格来说，在拥有自上而下行政官僚体系的法国，乡镇事实上只有一名行政官。 联邦制度使美国拥有“政府集权”，“行政集权”。 这意味着只有与全国相关的事务由中央政府管辖，只有地方事务是地方自治。 如果把美国社会比作钟表，其驱动既依赖于中央权力这个“大发条”，也依赖于大小不一的小“发条”，独立个体是其中最小的发条。

美国各个层面广泛实行的自治似乎对托克维尔有很多好处。 首先，它有助于培养独立自由的个人和社会的自组织能力。 其次，自治可以培养不同层次的政治共同体，这些组织的存在有助于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相互合作、协商和妥协，这有助于克服利己主义，培养公益精神。 此外，自治有助于缓解民主时代个人疏离的趋势，让个人有机会相互接近、经常往来、相互扶助，无疑是民主主义极其重要的社会功能。

而且，美国活跃的宗教生活对民主主义制度的良好运行也很重要。 美国开国元勋，如华盛顿和麦迪逊，强调宗教对维持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平至关重要。 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人热爱自由、秩序，尊重权威。 他对美国的政治和宗教生活有这样的洞察。 “在政治世界里，他们崇尚理性，讨厌权威参与个人独立。 但是在宗教世界里，他们接受着上帝为此而制定的真理。 在政治世界里，一切总是波动的，人们敢于变革。 但是在宗教世界里，一切都按部就班，人们自发地服从。 ”。 托克维尔警告人们，只要热爱自由，不尊重法律和合法权威，容易陷入无法无天的状态下，自由就难以持续下去。

倪玉珍总结说，托克维尔在注意美国民主后，民主的真正利益不是选举少数能干的官员，而是通过各级自治和经常性选举增强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和公民精神，这无疑是托克维尔接受和倡导民主政治的最重要原因

《奴隶之躯》:法国民主主义的艰难之路

与民主制度运行得比较好的美国相比，法国的民主可以说命运多舛。 在法国19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语境中，托克维尔写下《旧制度与大革命》，首先是为了回答他自己和一代人的困惑:为什么在法国平等与自由难以携手并进？ 为什么追求更大的平等会带来更深的奴隶制和暴政？

在考察法国民主主义时，托克维尔延续了在考察美国民主主义时全面注意政治制度、社会状况和民情的观点。 在“旧制度和大革命”中，这样总结了法国民主革命的屡屡失败。 “人们多次试图推翻独裁政府，但仅限于将自由的头脑置于奴隶身上”他认为，“被奴役的身体”，即社会状况和民情，远比政治制度难以改变，其影响也更为深远和持续。

那么，阻碍法国建立自由政治制度的社会状况和民情是如何培养起来的呢？ 在南法城市图尔的档案馆，通过调查地方总督与巴黎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的通信，托克维尔找到了绝对王权确立的中央行政集权制的答案。 托克维尔详细分析了旧制度时期中央行政集权的运行机制及其后果，这构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核心主题。

在中央行政集权形成之前的封建时代，法国社会在王权和个体之间有贵族、自治团体、教会等中间团体，它们具有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具有封建特权和自由，王权不可任意侵犯，这是三重结构。 中世纪晚期，随着绝对王权的崛起，中央权力扩大，削弱了地方性自治团体。 派遣王权总督( intendant )管理地方事务，形成了王权——御前会议——总督——总督代理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官僚体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央集权制的出现可以看作是民主革命的先声:中央集权制冲击了封建等级制，贵族被剥夺了实际的统治权力，成为朝臣，而平民上层则被买官制变成了新贵族。 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身份平等化的过程，托克维尔认为旧制度和大革命之间有着重要的延续。 随着统一的公权力的出现，封建时代社会四分五裂的状况逐渐走向终结。

当然，中央集权不仅带来了上述积极的影响，也带来了很多风险。 倪玉珍表示，托克维尔实际上区分了政府集权和行政集权两种中央集权。 他认为政府的集权是将全国性事务的领导权集中在中央，这是国家繁荣富强的必要条件。 行政集权将纯粹的地方性事务领导权归于中央，这将带来一系列消极的结果。 在法国，中央行政集权对社会结构、人们的思想观念、感情、心理习性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给社会变革带来了诸多障碍。

中央行政集权首先导致社会自组织能力的丧失:正如杜尔格注意到的，旧制度时期的法国农村只剩下小屋和小屋这样的被动居民。 社会自组织能力的丧失事实上威胁着国家的稳定和秩序:中央权力统治失败，整个社会就容易不稳定，不容易恢复稳定。 第二，宗教权威受损后，在法国，中央政府取代了神的位置，对美国，托克维尔认为这是危险的信号。 随着地方性政治生活的消失，社会民情也在发生变化:人与人之间疏远，个人或团体以绝对的态度追求自身利益，探讨公共美德与合作的习性逐渐丧失。 王权削弱了独立的中间团体，大革命继续根绝，社会呈现支离破碎的状况，各层次的人相互分离，相互嫉妒。

托克维尔还指出，在英国，谈论政治往往是真正体验其中的政治家。 在法国，谈论政治时，被剥夺政治参与权的人举办的沙龙大多同时包括贵族和三级成员。 没有政治经验的文人政治家们喜欢用理性从抽象的原理导出，描绘政治蓝图，但实施政治变革的实际结果会如何还不清楚。 即使是参与公共事务的人，实际上也只是服从上级命令的行政官，他们对真正的政治和民情也不了解。 普通民众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他们对政治的理解也很抽象。 在托克维尔看来，这种情况极其危险。

通过分析中央行政集权制的运行及其后果，托克维尔明确了法国革命从追求自由到奴役根源法国民主化(平等)化的过程以及中央行政集权的扩张。 法国革命进一步根除了中间团体，加剧了中央行政集权的扩张，使孤立、散沙的个人直接面临强大的中央行政集权。 这种社会结构和民情状况显然难以支撑自由和秩序:由于民众缺乏自我组织能力，在混乱无序的情况下，他们必然会呼唤新的外部力量来维持和建立秩序。 托克维尔警告人们，如果想消除中央行政集权的弊端，就需要提高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包括个人的自我管理能力。

讲座的最后，倪玉珍表示，托克维尔对民主的关注和解体，会导致民主实践因社会状况和民情而异。 民主制度的良好运行，离不开社会土壤和民情的支持:这不仅包括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还包括培养独立自主、善于合作、关心公益的公民德性。 信息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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